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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理论现状与发展的思考

2006-02-27 00:00

  摘要:在过去三十多年,理论工作者将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对比文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各种新译论所起的作用仍十分有限,目前的宏观译论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各种不同译论可用于解释同一现象,难以体现独特性;(2)在理论的应用与解释上经常存在很大争议;(3)尚无译论能够解释绝大多数翻译现象;重复研究过多。为了促进翻译理论的发展有必要澄清宏观译论、微观技巧、语言实践能力这三者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可将西方译论与中国微观技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便细化翻译理论。此外还有必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将研究成果量化。

  关键词:翻译理论;微观技巧;语言能力

  Reflections on the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WANG Da-wei, WANG Yue-wu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135, China)

  Abstract: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findings in linguistics, pragma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ultural studies, etc. have been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and striking results have been reported. It should be admitted, however, that the role of the emerging Translation Studies is limited as a consequence of these problems: (1)Various theories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same translation fact, thus indicating a deplorable lack of uniqueness or idiosyncrasy; (2)Great controversy exists ov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ies; (3)No single theory is capable of interpreting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translation phenomena; and repetitive researches abound. To promot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three-tier relationship among macro-theory, micro-techniques and language capabilities. Then the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ng Western theories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techniques will increase, and a multi-level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likely to emerge.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micro-techniques of translation; language proficiency

  1. 对当前翻译理论的评价

  1.1 宏观译论的贡献

  在过去三十多年,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对比文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被运用于翻译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译论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而且对翻译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描写翻译学,创造性叛逆理论等都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林纾、庞德译文不忠实的历史文化原因。又如Venuti[1]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使我们能跳出语言层次的直、意译,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异化与归化。可以说不少新译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望远镜与北极星的宏观引导作用。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各种新译论所起的作用仍十分有限,如过分渲染,不但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也经不起后人的评价,有必要认真探讨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1.2 当前宏观译论存在的主要问题

  1.2.1 各种不同译论可用于解释同一现象

  王东风[2]以其敏锐的目光率先指出:对于译家有意无意背叛原文这一现象,描写理论、多元系统论、规范论、操纵论、改写论、后殖民理论、目的论等不同理论均可予以解释,尽管分析角度各有不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也能从反面说明当前理论存在的问题。

  例1 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译1:他要借着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

  译2:他本要借你去做捷径,登上我的床;

  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方平)

  方平([3:序])认为,朱译体现了“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在中国男女幽会中,“羞羞答答的大家闺秀,只宜半推半就,哪能无所忌讳地说出‘登上我的床'呢,于国情不合。” “前辈翻译家悄悄地把‘床'改为得体得多的‘相思'。在‘有意识的叛逆'后面,性忌讳、性压抑的民族心理积淀,无意识地充分流露出来了”。如果我们不依托译介学(medio-trans latology),使用其他理论也可解释以上翻译现象。例如,我们可说,根据描写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的原理,译者不忠实于原文的原因是为了符合目的语的规范,以求目的语文化的可接受性;我们也可以说,译者有权操纵(manipulate)原文,有权改写(rewrite)。由于译文具有一定的社会目的,译文变形符合Vermeer[4]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换言之,译文是倾向于目的语文化的(target culture oriented)。我们似乎也能从Lefevere 的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patronage, poetics and ideology)三因素来推断朱生豪为何如此译:可能是为了满足出版商的要求,也可能想用中国古典式的含蓄美来提高译文的诗学价值,也可能是社会主流意识难以接受过于直率的译文。如果我们对原文进行文化解构(deconstruct),让原文作者隐形(invisibility),让译者显身(visibility),就不难理解朱生豪的良苦用心了。毕竟, 译者可以体现其主体性(subjectivity)。解释学或阐释学(hermeneutics)

  也完全可以大显身手来解读朱生豪的生花妙笔:尽管过去的中国贫穷落后,朱生豪仍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视为中心文化,从而对英文原作进行了历史性的、文化性的误读(misreading)。我们还可说朱生豪排斥了阻抗式译法(resistant translation),将西方文化归化(domesticate)成了中华文化。或许食人主义(cannibalism)同样具有解释力: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吞食原文、创造新作的过程。如果西方理论具有一定解释力,那么中国理论也未必落后。许渊冲先生的“优势竞赛论”也可用于分析说明以上翻译现象:译者可发挥汉语的优势,与原文展开竞赛,超越原文。如果多种理论都可用来解释同一翻译现象,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究竟哪种理论是真正具有特色不可或缺的呢?如果不能回答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当前的译论仍处于群雄割据的初级阶段,至少尚须进一步深入探讨各种理论的不同启动机制,尚须对各种理论解释力的强弱进行比较。

  1.2.2 在理论的应用与解释上存在很大争议

  根据上节分析,归化式的朱译是有其道理的。但人们也可说其没有道理。孙致礼[5]从归化、异化角度也对译例1 进行了剖析,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认为朱译不妥:“原文所表达的本是热恋中的西欧少女渴望与已秘密举行过婚礼的情人,在肉体上也和谐地结为一体,以完成灵与肉的爱,却被朱译改换成精神中的‘相思',与原作的意境相距有多远!”两种译论究竟何对何错或何优何劣?林克难[6]说得十分干脆:描述翻译理论“根本不关心直译意译”,“它十分宽容,只要你说得出理由,也不管这种理由以传统的眼光看是多么的‘荒唐',某个文本就可以被认为是翻译”。事实上,读者群中势必有一些人推崇归化译文,另一些人偏爱异化译文,因而两种译文都有生存的权力,都有其支持者。如果我们改用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来分析译例1 , 或许可将朱译归于交际型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将方译归于语义型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但同样会产生部分人支持交际翻译、部分人支持语义翻译的尴尬局面,也即Newmark 理论的解释力不够强大,不够精确。现在许多人都认为Nida 的功能对等理论是倾向于归化的。其实Nida 并未把话讲死,如我们强调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 中的natural 就是归化;强调closest 就是异化;如倡导两者结合就是张培基所说的“忠实”加“通顺”,甚至可约等于严复的“信达雅”。人们可能会使用“读者同等反应论”来支持语义和形式都与原文比较匹配的翻译;但我也完全可使用此论来支持朱译:西方人性开放,看到bed 等词可能司空见惯,反应并不强烈;而朱译的“相思”在中国的文人墨客中也不至于引起过多联想,唤起过强反应,也即在译文读者中产生了类似的反应。

  1.2.3 所有译论都难以解释绝大多数翻译现象

  翻译中的绝大部分句子,如“这间屋里有很多人”,“明天我要上公园去”,“这桌子只有三条腿”等,似乎不需要什么翻译理论,毋须引入归化、异化等术语。而真的遇到文化气息较重的成语,归化、异化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例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如译成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without rice,人们势必认为这是异化译法。如译成One can't make brick without straw属何译法?当然应定为归化译法。如再出现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又算是什么译法呢?如也归属于归化译法,也即同一归化法可生成出多种不同的译文,则说明归化理论不够细化,缺乏精确性和应用性。如说这第三种译文界于归化与异化之间,也即增添了一个分析层次,那就说明当前的归化、异化理论不够全面,缺乏强大的解释力。《中国翻译》在2002、2003 年发表了多篇论文,专题讨论归化、异化,应该说代表了中国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但也很难用以解释以上翻译现象。事实上, 当前不少译论仍停留在简单二项对立(dichotomy)的水平上,难以对复杂的翻译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

  1.2.4 过多的重复研究

  四年前,王东风[7]宣告了严复的“信达雅”

  “在中国译学界长达一百年的影响的结束”,再次吹响了纯理论研究的进军号,打破了90 年代的“沉寂期”。同年谢天振出版了《译介学》一书。近四年来确实涌现了大量著述,介绍、研究、运用西方译学的体系和术语,但似乎实质性进展不大。近四年发表论文的内容在王、谢的论著中基本上都可见到踪迹,如多元系统、三大因素、阻抗式翻译、规范论、历史描写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目的论、阐释学、创造性叛逆,翻译主体意识等。所举的实例也很有限,因而难免出现过多重复。例如,以《迦因小传》中未婚先孕为例的阐述我已见到至少三次(谢天振[3];杨柳[8];王东风[9]。有关牛奶路、东风与西风,英国夏日,“怡红院”的归化异化译法,《飘》的人名、地名中国化的讨论也见过很多次了。郭建中[10]以“天有不测风云”、“癞蛤蟆想天鹅肉吃”、“才子佳人”、“风月笔墨”、“芴满床”、“情人眼里出西施”等的杨宪益译文Hawkes译文的对照来阐述归化与异化。许建平等[11]照搬了这六个例子,刘艳丽等[12]又紧接着引用了“才子佳人”、“风月”这两例。

  过多的重复使人担心“文化转向”的理论研究是否已失去了推陈出新的势头,是否已过了鼎盛时期,其辉煌时期的跨度是否会超过Nida 的功能对等理论?

  2. 翻译理论的地位及发展

  尽管当前的主流译论有各种重大缺陷,它们仍然堪称译界的宝贵精神财富。与统治了中国译界一个世纪的“信达雅”相比,近三十多年的语言学译论与文化文学译论毫不逊色,至少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引导我们从语言学、认知、文化、历史、读者视角、目的语文化诸方面进行多维思考。回顾人类几千年历史,或许最近几十年是翻译理论最为辉煌的时期。译界有责任、有理由关心、爱护、研究新译论,促进其进一步发展。但为了确保其在健康轨道上发展,批评建议必不可少,有些基本问题尚须进一步澄清。

  2.1 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三层关系

  目前译界十分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人们通常仅在讨论宏观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微观翻译技巧明显受到冷落,其地位也不甚明确。如直截了当地问翻译技巧是理论还是实践,多数人会回答说是理论,是应用理论,但不少人在潜意识中将技巧归于实践范畴,并不时在言辞中流露出这种分类。王大伟[13]发现,在《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第1 期有关理论实践关系的讨论中,郭建中、王宏印等专家都有将翻译技巧与翻译实践合二为一的倾向,如“翻译技巧须上升为理论”, 把翻译实践和翻译技巧都归属于“实践层面”等。这种混淆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少学者偏重研究纯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而对至关重要的翻译技巧研究较少,因而也就谈不上宏观理论与微观技巧相结合的研究。鉴于当前译界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摈弃翻译理论实践两分法,明确区分出宏观理论、微观技巧、语言实践能力这三层关系。这三者似乎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关系:宏观理论代表最高水平,能起宏观指导作用,但作用较小;处于中层的微观技巧涉及面较广,能解释较多的具体现象;语言实践能力处于最低水平,但却是翻译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

  现以笔者自己为例来说明语言能力的重要性。笔者虽已研究过各种理论,包括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三美论”、“超导论”等,但仍不能像许那样译唐诗宋词,因为自己语言功底不行。再以前面译例2 中的Even a clever housewife 为例,可将其改成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这不是归化、异化层面的分析可解决的问题,而是语言问题。

  甚至一流异化理论专家也可能在批评别人错译时强调“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实践水平,那他的理论研究只能是盲人骑瞎马”。[14]例3. Elton was the very person fixed by Emma for driving the young man out of Harriet's head. She thought it would be an excellent match; and only too palpably desirable, natural, and probable for her to have much merit in planning. 爱玛认定,哈丽特只有看上别的人,才会忘记马丁先生,而最合适的人就是埃尔顿先生。她觉得这两人是难得的一对,一定合天意,顺天理,她从中撮合必然成功。(张经浩译:《爱玛》)

  该异化专家认为,“这句译文中包含着一个严重的缺陷:译者由于忽视了后半句too … t o …这个结构,又误解了merit 的意义,因而把本该理解为‘她觉得这两人十分般配,只是显然太称心如意,太合乎常情,太容易撮合了,她策划好了也未必有多大功劳'的一句话,”草率地处理成了上译。

  该异化专家认为别人对英语的理解是错误的,其实他自己的理解是错的。“too…to …”是否定意义的结构,但“only too … t o …”是肯定意义的结构, 如I'm only too glad to accept your invitation。笔者咨询了一位加拿大籍教师,他也认为例3 是积极的意义。这位异化专家所犯的错误不是历史文化误读,而是语言误读。

  如果英语功底不行,有时翻译一句很简单的汉语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如何将“李白诗二首英译”

  (《中国翻译》2003 (4)) 七个字译成英文?试看以下几种译文:①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 Two Poems (p.94). ②English Translation of Two Poems by Li Bai (Li Bai's Two Poems/Two Li Bai Poems).③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s Two Poems. ④ English Translation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s Two Poems. ⑤ Two Li Bai's Poem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译文①的意思似乎是李白用英文译了两首汉诗,错。译文②中的Translation 是抽象名词,通常不指具体的译作,可能是指对翻译的研究,因此可能与译文③相似。译文③中如使用 the,则显得十分高傲,似乎只有我才能对李白诗歌英译进行全面研究。译文④、⑤均为正确英文。目前尚无翻译理论能够指导我们如何避免错误译文,给出正确译文,我们最需要的无疑是语言基本功。

  语言功底在翻译中确实至关重要,但它不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翻译理论工作者的主要研究范畴是宏观理论与微观技巧。其中后者比前者涉及面更广,更具应用价值。目前的各种宏观译论只能起到宏观启示作用,而且不同的人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而翻译技巧有时能提示出比较刚性的客观规律[15]。还有不少翻译技巧虽然不能像数学公式那样指导实践,但仍有较强的启示、示范功能。

  例如学过汉语范畴词省略技巧的学生往往能举一反三。学过将“蒸发现象”、“紧张局势”、“自满情绪”简单译为evaporation, tension, arrogance 后,学生很可能会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将“准备工作”、“ 现代化建设” 简单译为preparations, modernization , 而不必是preparatory work,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总之,翻译理论对实践有一定的指导、解释、启示作用,但作用小于语言实践能力。在翻译理论内部,当前受到冷落的翻译技巧能起到较大的作用。目前译界的研究往往跳过了中间层次的微观技巧,从而造成了(宏观)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3. 翻译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展望

  根据以上金字塔的三层关系,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理解当前译界的主要争论。当实践派否定翻译理论时,因其强调了基础最雄厚的底层——语言实践能力,因而有其道理。他们否定的往往是在顶层的、与之相距较远的宏观理论,较少攻击处于中层的翻译技巧。但是,虽然语言能力重要,却不能代替翻译理论,不能为丰富人类知识作出贡献。此外,各种翻译理论毕竟对翻译活动有一定的指导与解释功能,因此不应完全否定。

  宏观理论家或纯理论家目前已基本放弃了第一道防线,承认对实践无直接的指导功能,但正顽强地据守第二道防线:对翻译实践有宏观的解释和认知功能。其实这种将具体应用与宏观解释截然分开的论点未必可取。只要能够描述、解释,就意味着发现了若干特点或宏观规律,因此也就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预测,从而能对研究对象加以控制、调节,也即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指导、应用的功能。

  当然这仅是宏观上的指导或启示,不是自然科学的精确制导。在以上例2 中,如果译者受目的论的影响,便可能超越微观技巧层面,从译文读者、译语文化可接受性的角度来审视技巧的选择,从而影响译文的效果。但由于宏观理论与实践分别处于金字塔的顶部与底部,其间隔有微观技巧,因此宏观理论对实践仅有微弱的宏观启示作用,人们认为两者脱节也是不足为怪的。

  目前讨论研究的重点似乎是宏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如参照以上金字塔,便可轻而易举地看出,我们更应注重研究宏观理论与微观技巧的关系(因为这两者距离接近)也应研究整个理论(宏观理论与微观技巧的综合)与实践的关系。遗憾的是,理论界对这两种关系研究甚少。

  近几年的宏观译论研究热点往往停留在二项对立的简单层面,缺少细化分析。以译例2 为例,若仅用归化/异化、交际/语义翻译等宏观理论,甚至难以解释一句常见成语的各种翻译。而二十年前的统编教材《汉英翻译教程》[16]则介绍了成语的七种译法,分出了七个层次。当然此书缺陷在于未能从历史、文化、源语社会、目的语社会等宏观立场来审视习语翻译技巧的运用条件和效果。如果我们能将西方译论与中国微观技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便有望突破二项对立,建立一个连续体。假设以归化为0,异化为1,其间便可容纳多种其他折中处理办法。此外,也可考虑建立一个结构比较复杂的树形图,用以包容各种翻译技巧。这种宏观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既有利于依托传统翻译技巧来进行细化研究,又有利于依托宏观译论来解释某种微观技巧的启动机制。

  为了弄清宏观、微观理论的启动与运用机理,有必要引进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大规模的调查与实验,取得量化的成果,以便将翻译理论建设成“一个可证实、可证伪的体系”[17]。以译例3 为例,我们相信该异化专家不可能不知道It is only too … t o …是一种肯定句型,但在译文分析时为什么会按否定句型去理解呢?现笔者做出三种认知假设:①主语it 与only too 相距太远,干扰了他的认知思维;②palpably 这个单词较难,干扰了解码的心理过程;③only too 与to 之间相隔7 个单词,干扰了解码。据此,我们可设计三句相应的句子:

  ①it would be only too …(也即缩短it 与only too之间的距离);②it would be an excellent match; and only too desirable…(删去难字palpably);③it would be an excellent match; and only too palpably desirable for her to …(缩短too…to 之间距离)。

  此外再添上最简化的第④句:it is only too good for her to have it。然后我们可将原文及以上四句在英语学习者中进行大规模测试,采集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调查差异的显著性,从而发现有价值的客观规律。估计①、②、③的难度系数介于原文与第④句之间,而进一步对比①、②、③的难度系数则有利于揭示究竟是难字还是距离更可能干扰我们的认知心理过程,更容易影响翻译的准确度。这种脚踏实地的研究方法可能比当前的关联翻译理论更能排除主观臆测,可望为丰富翻译理论、改进翻译练习题的选择与翻译教学提供有益的反馈。统计学已经渗透进入不少文科领域,包括教学法、语言学、文学,如能进一步扩展到翻译学,可望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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