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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语言转换能力的一种思路与实验

2006-02-10 00:00朱曼华

  同行们早已讲过很多很多译事中的“阳春白雪”, 笔者不避“教鱼游泳”之嫌,想唱几句“下里巴人”, 聊一点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具体思维过程问题——不如此,只泛泛地讲讲“删略、增益、重复、转换、颠倒、否定”(Omission, Amplification, Repetition, Conversion, Inversion or Negation)等等方面的理论与技巧,学生们还是觉得无所适从,仍然有“找不到北”的感觉。

  任何事物都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即翻译也不例外。要想使翻译理论或技巧具有可操作性,就有必要将统一的完整的翻译过程切分开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过程的实质是译者进行模糊性思维的过程。对这一点认识得越深刻,建立起来的模糊性思维转换机制也越有生命力。

  模糊性思维不是模糊的思维

  人类语言存在大量模糊现象,有模糊语言就必然有模糊性思维;所谓模糊性思维就是以反映模糊对象为对象的思维形式。实践不断证明,模糊性思维,对分析认识具崐有多种组成因素的事物(如,语言体系,一种语言,甚至一个句子或一个单词等等)有着一般逻辑思维或形象思维所起不到的作用。因为它不必以占有精确的数据或详尽的材料作为思维条件,所以模糊性思维具有先导作用。

  语言的模糊性决定了翻译过程中进行模糊性思维的必然性;汉语是模糊语言极丰富的语言,这是它的一大优势。

  比如,“东西”这个词的寓意就很“模糊”在没有特定上下文的情况下,就很难崐给它一个十分肯定的译文。它可以指的是作家或诗人写的“作品”或“诗篇”也可崐以指的是主妇从市场上买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或古代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还可以用“小东西”来称谓小孩子或小动物(鸟类、鱼类、昆虫……)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们要求学生(不论是学英文的中国学生,还是学中文的外国学生)非把“东西”的所有对应词(the correspondence words)都记住恐怕很难,但我们却可以要求学生记住较少量的语言学称之为“general terms (words) ”,即带共性的一般词汇,如“something”(物)“somebody”(人) “some creature or animal”(动物)等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临场时我们可以译(口译)不出鹈鹕,鹭鸶,座山雕为pelican, egret, vulture, 但不能忘了它们都是“big birds”;在工厂参观时可以不会说“牛头刨”或“集成电路数控机床”但不能忘了“machine-tool”;当过口头翻译的,没谁会不懂这个译事的“ABC”,不过,在所谓以“等值翻译理论”为代表的强调绝对精确性思维的翻译模式禁锢下,这种强调“从总体效果出发”或“从大处着眼”来把握原文与译文的相互转换机制的模糊性思维理论,就很难叫人接受了。大概只有长期在外语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当他面对中外学生学习各自目的语的现状时,他才可能对将模糊性思维理论引入外语教学课堂产生共鸣。

  笔者本人多年前在美国学英语时尚不了解模糊理论的鼻祖L. Zadeh是何须人也,更谈不上用模糊性思维理论指导学习了。在一位画家的厨房里,我曾整天为记不住太多的调味品的名字而发愁;中国有花椒、大料、桂皮等“十三香”;这个美国寻常百姓家的调味品也不少,如:Tarrangon Leaves, Indian Curry Powder, Ground Cumin, Hot Cranberry Punch……(即龙蒿叶末,印第安咖喱粉,欧莳萝粉,辣味蔓越橘料酒……) 等等, 至少有十七种;完全可以跟我国的“十三香”媲美了。朋友了解了我的困惑之后跟我说:“It is unnecessary to remember them one by one ; you'd just say I need this one or that one or I'd like this kind of seasoning or dressing.”从友人这番简单的话语里,我悟出一个道理:学外国语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交际,为了沟通;如果舍本求末,不分“西瓜”“芝麻”,一味地下大力气去背诵中国的“十三香”或美国的“十七香”, 然后再研究中美调味品之间的细微差别,这对一位研究语言学一般规律的访问学者来说未必是

  上策;(但对一位一心想了解美国家庭烹调特点的厨师来说那倒是应该提倡的)。我国大学生的公共外语课每周也只有4-6学时;教师没有时间让学生去研究“胡椒面”和“花椒粉”有什么区别之类的问题。实际上,从“沟通”的需要出发,只要先掌握了seasoning (通常指粉末状的调料)或dressing (液态或黏稠状调味品)等词汇可以兼容这“十七香”了——在此基础上再用较为一般性的词汇,如,酸、甜、苦、辣、咸(sour, sweet, bitter, hot, salt)等普通词汇加以解释,就大体上可以把说不出具体名字的调味品的特点说清楚了(当然,时间容许能把“十七香”全记住更好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有的学生往往记住了“青光眼”(glaucoma)等使用面很窄的词汇却不晓得“身体坏”了怎么说(动辄就是My body is very bad. 很少有人能说出“I am in poor health.”);很多同学在绝对精确性思维理论支配下能很好地完成(A) sensible (B) sensitive (C) sensational (D) sensibility 等四择一这类多项选择题,却不了解Great 有时比“sensational”更有“轰动”效应。这种不求“大同”只抓“小异”的精确性思维理论对培养学生的语言转换能力很不得力,副作用很大。现在有必要重新认识这种思维模式并理顺出一条有效的教学思路来。对多数中国学生来说,翻译(如汉译英)或用英文写作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从模糊性思维向所谓精确性思维过渡的过程。

  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同学生对同一内容原文的翻译不可能是完全同一的,即使是同一个学生他所能译出的译文也不会是完全同一的。泛泛地讲不要“望文生义”或避免 “word-for-word ”或批评学生的Chinglish往往无济于事——教师必须设身处地地把学生翻译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考虑的周到一些。比如,他要把“总吃麦当劳哪儿成呵,还得吃食堂”等句中的词语译成英文时或说给他熟悉的外国留学生听时,他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对自己母语的理解问题。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不妨令符号 Ca = 中文原文;Cb = 对中文原文的释义 (Paraphrase the text)。为此,我们可以把“吃麦当劳”“吃食堂”等词语变通为“在麦当劳餐馆吃汉堡包”“to have a hamburger in McDonald's”;把“吃食堂”变通为“在食堂就餐 ”(to have one's meal in the dining-room.)或“吃食堂做的现成饭”(to eat what is already prepared in the dinning-room),经过这样的铺垫,再差的学生也就不至于将其译为“eat the dinning-room”或“eat McDonald's”了。这种似乎比哥伦布将鸡蛋立在桌面上的方法还简单的方法对避免学生的“望文生义”却是有实效的。通常,翻译界比较重视研究翻译家们结论性的意见或观点,较少有人愿意涉足翻译家们自身的或他人的具体翻译思维过程。而在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却觉得有必要对翻译的真实思维过程加以具体的客观的描述。翻译的思维过程不管多么短暂,它也必须有“Ca→Cb→Ea→Eb→Ca”这样的完整的过程(如图所示):

  Ca ≈ Eb

  Ca ①←———————③ Eb

  \      /

  \      /

  \     /

  \    /

  \  /

  \/

  ②

  Cb → Ea

  这个封闭式的三角形图形恰到好处地表述了这样的翻译思想:⑴ 要有意识地将原文作些无损原文的技术性变通;⑵ 从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上寻求两种语言沟通的结构框架以及词语的构筑材料;⑶ 将译文再回译成原文,修定译文,排除可能出现的误译。(这如同小学生用减法来验算加法的合数或用乘法来验算除法的商数)

  其中Ca≈Eb 是表示将译文Ea修正为Eb后,方可回译成中文原文Ca;这表明译文不能一次到位或一蹴而就,译文只有通过回译,受原文校验,符合原意才被肯定下来,崐这样就在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学生按照中文自然顺序逐字对译(word-for-word)的“顽症”。(在课堂上,教师可以指定学生甲(Sa)来完成Ca→Cb 这一过程的变通工作;让学生乙(Sb)做Cb→Ea的工作;让专爱挑毛病的学生丙(Sc)来做这个校验员,让他/她完成Ea→Eb≈Ca校验修正工作。当然,所有环节均可由学生本人独自来做,完成译文后,可请同学丁(Sd)或老师来讲评;若有精通中文的英文教师来参与就更好了)。这样就把所谓“竞争机制”也引入了较为呆板的翻译教学课堂了。教师可以分别对Sa,Sb,Sc,Sd的成绩进行量化处理,并鼓励有创见的学生。教师也可将事先准备好的翻译题发给学生,先让大家分组讨论一番——集思广益——这样就可以把翻译这个较为抽象的模糊思维过程具体化了。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汉译英思维模式概括为“释义(或释译)—翻译—回译—改译”(PARAPHRASE → C-E TRANSLATE → E-C TRANSLATE → PROOF-TRANSLATE) 。这个“模式”原则上也适用于英译中。比如,让学生甲(Sa) 翻译“Better to reign in hell than serve in heaven.”这个句子时,可先让他 PARAPHRASE 原文;Sa的崐理解可能是“I'd prefer to be a master in hell rather than a servant in heaven.”学生乙(Sb) 可能将其译为“宁做地狱主,不为天堂奴”;学生丙(Sc)或许觉得译为“宁做鸡口,不为牛后”或“宁当鸡头,不当风尾”更贴近汉语的说法。然后,再请学生丁(Sd)或老师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加以权衡,决定取舍,这样,这个所谓翻译的模糊性思维过程就算告一段落。

  多年的英语教学实验证明,这种思路、这种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在培养学生应用语言能力方面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语言转换中运用模糊性思维的理据

  所谓绝对精确的语言实际上只存在于人类历史长河的求索中,而我们能看到的只能是相对模糊的但在特定的语境下又是精确的语言。我们的先人早就悟出了这个“模糊性”与“精确性”的辩证关系,即“精确兮,模糊所伏;模糊兮,精确所依”。虽然画家如毛延寿所用的线条很准确很细致,但他仍不可能把美人王昭君(王蔷)的每根头发都画出来。所以,人们只能用相对而有限的似乎是“模糊的”部分的“集合”〔L.A.Zadeh 将其写作μ(x)〕来表现“精确的”整体。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在实践中,我们只能让译文最大限度的接近原文,永远不会绝对同原文等值。如果等值翻译理论有灵的话,那么“2 + 2 ≠ 5”就应译为“二加二不等于五”才对;可一位懂中文的美国友人却告戒我说应是中文的“一是一,二是二”可见,“翻译翻译”只能“翻意”;如果说科技某些单个词语的确可直译的话,那么作为崐科技文章的整体中的很大部分还是得“翻意”。因为所谓纯科技词汇最多不过百分之五。我们在经贸文件中不可将futures 译成“将来们”只能译为“期货”或“期货贸易”;不过,即使真的译成了“将来要办的什么事”也还不算太离谱了,因为真正的“行家里手”还是可以从特定的语境中悟出点“原味”来;为此没必要过分夸大所谓不同“专业外语”的特殊性;一个好翻译需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悉发展中的科学技术,但不能要求他是“全才”,特别是对学公共英语(Non-Major English)的大学生来说,他只要能用大众周知的普通话语将“原语”转换成 “目的语”就应该算“及格”了。同时,所谓“专业英语”它是林林总总专业的总称,有谁可能会在事实上掌握了所有的专业英语?实际上,任何文体的译者均可受益于模糊性思维。

  L. Bloomfield, L. A. Zadeh 等学者普遍认为:语言中模湖词语的存在才使语言更富有表达力,才使得相互间的交际变得更加便利和有效翻译的模糊性思维要求译者从“大处”着眼,重在把握语言的内在含义;着重先把头部轮廓画出来,而不是一根一根地先去画头发。很多大学生就缺乏这种意识。你让他把一个中文句子(如“春意盎然”)译成英文时,他往往先看句中的字词是否都有英文的对应词。静止的精确性思维使他在“盎然”这类词面前几乎不能前进一步;而只有模糊性思维提醒他,使他沿着“Ca→Cb→Ea→Eb→Ca”思路,将“春意盎然”变通为“春意浓”或“很多春天的气息”,进而译出“Spring is very much in the air.”这种译文来。

  张培基教授在批评有的学人将“风雨春秋”译为“wind and rain in spring and autumn”(回译:“春天和秋天的风和雨”) 时,曾将其改为“stormy years”(回译:“风风雨雨的岁月”) 通过回译两种译文,便不难发现张老师就正是掌握了中文模糊性的大师。张老师用较为模糊的years这个大概念涵盖spring and autumn 这个较小较具体的概念,恰到好处。从这个例证中,我们不难看出语言的对应是有层崐次的。至少应有表层语义(the literal or surface meaning)与潜层语义(the deeper or inside meaning)之分。学生译文中大量的误译是由于混淆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中文(或者说汉语)的模糊性决定了对其进行翻译时要运用模糊性思维。

  至于语言为什么有模糊性,这是个不能回避又不难理解的问题。

  第一,人类的语言始终处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作为信息载体, 语言的信息量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有学者称,一个汉字简直就象一个集成电路;这个说法虽有些偏颇,但汉字信息量大是不容怀疑的,这是个事实。越是信息量大的文字或语言,其所载信息的稳定性就相对差一些;而语言的模糊性就来自其稳定性的相对性。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中的“道”字概念的内涵外延变化情况来看,词语在今天已不乏偏离其原义“中心区域”的例证;“道之为物,惟恍惟惚”(the way is a thing impalpable, incommensurable)中的“道”对很多学生来说就是很模糊的了。不要说将其译成英文,就是译成中文也是很不容易的了;近年来才逐渐为大众接受的“打的”中“的”字成了“出租小汽车”的代称;这类获得新信息或失去旧信息的例证俯拾即是。

  第二,任何语言的发展往往都要经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又从复杂到简单的肯定否定过程,汉语也不例外。“信息爆炸”时代,要求压缩信息,为此,美国人把Programmed Logic Automated Teaching Operation 压缩为PLATO;中国人把“基本建设工程”压缩为“基建”,用“公交”代替“公共交通”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往往由崐于有的词语其使用频度衰减,人们想将其还原成精确的信息时就变得很困难了, 这恐怕是语言模糊性的又一个原因。比如,时至今日,能将“三自一包”还原成原来“精确的”原文的学生不会太多。 北京人管“北京大学”叫“北大”,管“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也叫“北大”,有时就很难从字面上将两者区分开来。

  第三,“语言是一切事物的思想和衣裳”(高尔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更像时装,因此,求新奇,求时髦就总是一种趋势,抗拒不得;这种趋势对语言的稳定性提出了挑战,往往会增强语言的模糊性。近年来,出现的“妻管严”(与气管炎谐音)“下海”“接轨”“侃大山”等等词语的出现就是明证。

  不同语言自身特点有所不同,其模糊性的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

  汉语模糊性的某些表现形式也不同于英语:

  I.作为非形态度语言的汉语无任何词形变化,同形异义的字或词太多,这就给不熟悉其模糊性的学生在理解上带来困难。比如,在“家书”“国书”“文书”“秘书”“支书”“书记”等词中的“书”字与一般可译为“book”的“书”大相径庭;同时,中文由长于用不同词语表达同一概念,据统计,中国人关于“死”的说法就有50 余种,诸如“谢世”“溘世”“下世”“弃世”“卒”“殁”“安息”“长眠”“殉国”“殉职”“殉难”“捐驱”“圆寂”“示寂”“示灭”“驾崩”“山陵崩”“大薨”“大行”“登遐”“登仙”“见马克思”等等。汉语的这个特点只能使人进一步加深对词语非对应性和模糊性思维的认识和研究。

  II.从结构上来看,汉语中,“无主”句居多。动作的施主往往“隐藏”起来。如“若能减价,比方说百分之三,可望成交。”(If you can reduce your price by, say, 3%, we can probably conclude the business.);“现报盘如下,以五天内复到为准。”(We are making the following offer,subject to your reply reaching here within five days.);“随函附上询价单一份。”(We are enclosing an inquiry note.这时,译者只能根据语或上下文来判定施主。另外,汉语有的结构式(patterns of structure)往往很难找到英文的对应结构(the correspondence of patterns),如“有”字句:“有多高?”“有二米高”“有她高”“有那么高”等等;学生看了这类句子会觉得无从着手。

  III.汉语虚字或虚词(functional words)很多,其内涵很空灵,有时只有语法功能,其语义很模糊;而由这些虚字派生出来的词语,其内涵或外延的模糊性较为明显,如在“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中的“有所”与在“物类之起,必有所始”句中的“有所”的含义就有所不同。英文没有这类跨层结构组合词语,汉译英时便觉得无章可循。

  大学汉译英教学中的好多问题,往往不是来自英语本身,而是出自对自己母语的无知或知之甚少。如果不了解刚刚提到的中文中的这类特点就很难把握汉英或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机制。因此,那种企图总想回避母语,那种夸大所谓母语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的副作用的教法,通过多年的运作已被证明实效不大。

  IV.汉语的“冗余性”(REDUNDANCY),通常表现为信息的重复——从汉语来讲这种重复是必要的,诸如在“一清二楚”“装腔作势”“分崩离析”“”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等这类结构或搭配相似的词语中,前一半的意思与后一半的意思大同小异或者说是重复的;若将两部分全译出来往往是不必要的,是冗赘的。张培基教授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都比喻一个女子的无比美貌。如将原比喻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则译文必显得罗索,效果很差“;他认为将其译为”her beauty would put the flowers to shame“ 就不错了。在”等值翻译理论“看来,这个译文可能是不精确的,然而,它却得到了Native Speaker 认同。当然,如果时间或条件允许,再把这个成语深邃的历史文化背景加以补充说明也无妨(比如有学者认为”沉鱼“指西施,”落雁“指王蔷,”闭月“指貂婵,”羞花“指杨玉环等中国古代四大美人)。

  中国人喜欢说“免贵姓张”“握手言和”“热烈欢迎”,对这类词语习以为常但“免贵”“握手”“热烈”等字样实则无必要译出,这种从抓住民族文化特点“大视角”来淡化或有意“模糊”化的译法往往更有魅力。多年前,笔者曾有幸驱车穿过美国20几个州的州界,“欢迎你到该州来”的标语,几乎千篇一律,在“欢迎”前边从不加个“热烈”的字样,如“Welcome to Arizona”;没有谁写“Warmly Welcome”……

  V.汉语是“简短明确”的语言,又是节奏感极强的语言,成双成对的词语极多,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抑扬顿挫,极富音乐性。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单音节词的信息在输出时容易衰减,因此,小孩子叫母亲惯用重叠词“妈妈”的道理就不难解释了。

  许渊冲教授说:“中文是比较艺术的文字,往往说一是二,说东指西,比较模糊,译成英文很难做到高度统一。”因此,他在批评有人把李清照《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译成“Seek seek / Search search / Cold cold / Bare, bare”时说这“完全是生搬硬套、机械的死译原文的形式,三行之间没有语法上的联系。”而许老师的译文却不为这些叠字的形式所左右,有意舍弃了一些枝节性的东西(如重迭、排比或对仗等),突出了最本质的东西;他的译文是“I look for what I miss. / I know not what it is,/”……若将其回译成中文,也仍不难发现其妙处 “(”失去了,我想去找,/ 失去了什么,我不知道……“);如将其译为”Seek, seek /Search, search.“用英文思维的人是很难理解和接受的,因为”(你)寻吧,寻吧/(你)搜吧,搜吧……“这简直是”明明白白“的胡涂话,压根儿没有把诗人的矛盾复杂的思绪或六神无主的心态表现出来;许译虽直白却恰到好处。

  我们的母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智慧的语言,其中不乏模糊语言,这是恰是它的优势所在;我们只有运用模糊性思维的理论才能客观地有效地将母语转换成其它语言。作为外语教师只懂外语还很不够,很有必要重新认识母语,学习母语并持之以恒,才有可能使自己的学生少走弯路,才有可能把提高外语教学(尤其是汉译英教学)质量落到实处。

  [主要参考文献]:

  张培基 《习语汉译研究》北京 时代出版社 1959

  许渊冲 《翻译的艺术》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朱曼华 《模糊性思维·外语教学·翻译》1987.11.《上海科技翻译》(总第10期)

  朱曼华 《美利坚语林漫游》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教学研究》总第35—41期

  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Whorf, Benjamin Lee,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Morgan, L.H., Mind or Instinct

  Codorcet, A.N. de, Sketch for a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w Human Mind

  Chomsky, Noam, Syntactic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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