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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森林(中日对照)(五)

2006-06-02 00:10   我要纠错 | 打印 | 收藏 | | |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再次感叹:世上果然有多种多样的希望,人生目标也各所不同。我来东京后一开始便发出诸多感叹,此其一。不错,假若没有几个人对绘制地图怀有兴趣和强烈热情——人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办。不过,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答说。

  “戏剧?就是演戏?”

  “步步,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曲。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了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半斤八两,只记得课程介绍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的喽?”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我这回答使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便更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学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民族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连看中这戏剧,也纯属偶然,如此而已。”这番解释,自然还是没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脸色,“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让家里寄、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自然是正论,我不便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住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总是白衬衫黑裤子和蓝毛衣。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时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也正因如此,周围人才叫他是“敢死队”。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不过是嫌选购西装麻烦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的竣工之类。每当接触这方面的话题,他便结结巴巴地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6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君之代》歌声起床。看来那故弄玄虚的升国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脸间洗漱,洗脸时间惊人地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牙一颗颗拔下来刷洗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噼噼啪啪”地抖动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皱纹后,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并把牙膏和香皂放回搁物架。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我晚间看书看得很晚,一觉睡到早上8点多钟。所以即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作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觉。可是,惟独到了广播体操那跳跃动作部分,却是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为他跳跃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便把床板震的上下颤抖。头三天,我都忍了。听人说集体生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认识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对不起,广播体操在楼顶什么地方做好么?”我开门见山,“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可都6点半了呀!”他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那我知道,不久6点半了吗?6点半对我是睡眠时间。原因不好解释,反正就这习惯。”

  “那怎么成!在楼顶做,三楼就有意见了。这是因为下面房间是贮藏室,谁都不会说三道四。”

  “那就在院子里做,在草坪上!”

  “也不行。我、我那收音机不是晶体管的。没、没电源不能用,没音乐我又做不了操。”

  的确,他的收音机相当原始,是交流电源式的。而我那个倒是晶体管,可又是音乐专用,只能收立体声短波。罢了罢了,我想。

  “让你一步,”我说,“做体操可以,只是把跳跃动作去掉。那部分太吵了。这回总可以了吧?”

  “跳、跳跃?”他满脸惊异,反问道,“跳跃是什么,跳跃?”

  “跳跃就是跳跃。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没那回事啊!”

  我开始头痛,没心思再和他罗嗦下去。但转而一想,既然话已出口就该说清楚才是。于是,我一边哼着广播协会那段“广播体操第一”的曲子,一边在地上实际蹦跳一番。

  “看见没有,就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又的,没、没注意。”

  “所以我说,”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希望你把这部分免掉,其他的我全部忍胜吞气了。只要你不跳,就能让我睡个安稳觉,行吗?”

  “不行不行。”他说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一做到底。要是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能说出什么呢?最有效的莫过于把他那个活气死人的收音机称他不在从窗口一甩了事。可是不用说,那一来肯定像打开地狱之门似的捅出一场骚乱。因为敢死队这小子拿自己的东西极其注意。我哑口无言,在床边茫然坐着。这当儿,他笑嘻嘻地安慰道:

  “渡、渡边君,你也一块儿起来不久得了。”言毕,到食堂吃早餐去了。

  讲罢敢死队和他做广播体操的趣闻,直子“扑哧”笑出声来。其实我并不是当笑柄讲的,但结果我也笑了。看见她的笑脸——尽管稍纵即逝——实在相隔很久了。

  我和直子在四谷站下了电车,沿铁路边上的土堰往市谷方向走去。这是5月中旬一个周日的午后。早上“劈里啪啦”时停时下的雨,上午就已完全止息了。低垂的阴沉沉的雨云,也似乎被南来风一扫而光似的无影无踪,鲜绿鲜绿的樱树叶随风摇曳,在阳光下闪闪烁烁。太阳光线已透出初夏的气息。擦肩而过的人都脱去贸易和外套,有的搭在肩头,有的挽在臂上。在周日午后温暖阳光的爱抚下,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分外开心。土堰对面的网球场上,小伙子脱去衬衫,穿一条短裤挥舞球拍。只有并坐在长凳上的两个修女,依旧循规蹈矩地身着黑色冬令制服。仿佛惟独她们四周没有阳光降临,但两人还是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享受着晒太阳聊天的乐趣。

  走了15分钟,背上渗出汗来。我于是脱去棉布衬衣,只穿圆领半袖衫。她把浅灰色的运动衫的袖口挽到臂肘上。看上去洗过好多遍了,颜色褪得恰到好处。很久以前我也似乎见她穿过同样的衬衫,但记不确切,只是觉得而已。关于直子的事,当时记得确实不很多。

  “集体生活怎么样?和别人朝夕相处,可有意思?”

  “弄不太清,才一个月过一点嘛。”我说,“不过,倒也不坏,至少还没有叫人吃不消的事。”

  她在饮水台前停住,喝了一小口水,从裤带里掏出白手帕擦了擦,然后弯下腰,细心地重新系好皮鞋带。

  “你说,我也能过那种生活?”

  “集体生活?”

  “嗯。”直子说。

  “怎么说呢,这东西主要看个人想法。伤脑筋的事说有也是有不少的。一些规定罗罗嗦嗦,无聊的家伙耀武扬威,加上同室人6点半就坐广播体操。可是,如果想一想这类事到哪里都在所难免,也就心平气和了。只要你心想只能在此度日,就能凑合下去。就这么回事。”

  “呃——”她点点头,似乎想起了什么,停了一会儿。之后就像审视什么世间珍品似的凝眸注释我的眼睛。仔细看去,发现她的眼睛是那样深邃和清澈,令人怦然心动,这以前我竟没有发现她有如此晶莹澄澈的眸子。想来,我还真没仔细看她眼睛的机会,两人单独走路是第一次,说这么多话也是第一次。

  “打算搬进寄宿宿舍?”我试着问。

  “不不,不是那样的。”直子说,“只是想想,想集体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是说……”直子咬起嘴唇,搜寻合适的字眼,但终究没有找出来。她叹了口气,低下头,“我想不明白,算了。”

  交谈到此为止了。直子开始再次向东走,我留点距离随在后面。

  我差不多一年没有见到直子了。这一年里,直子瘦成了另一个人。原先别具风韵的丰满脸颊几乎平平的了。脖颈也一下细弱好多。但她这种瘦削,看上去非常自然而娴雅。简直就像在某个狭长的场所待过后,体形自行纤细起来一样。而且,直子要比我以前印象中的漂亮。我很像就这点向直子讲点什么,但不如怎样表达,结果什么也未出口。

  我们也不是有什么目的才来这里的。在中央线电车里,我和直子偶然相遇。她准备一个人去看电影,我正要去神田逛书店。双方都没什么要紧事。直子说声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那站就是四谷站。当然,只剩下两人后,我们也没有任何想要畅谈的话题。至于直子为什么说下车,我全然不明白。话题一开始就无从谈起。

  出得站,她也没说去哪里就快步走起来。无奈,我便追赶似的尾随其后。直子和我之间,大致保持1米左右的距离,,若想缩短,自然可以缩短,但我总觉得有点难为情。因此我一直跟在离直子1米远的身后,边走边打量着她的背影和乌黑的头发。她戴一个大大的茶色发卡,侧脸时,可以看见白皙而小巧的耳朵。直子不时地回头搭话。我有时应对自如,有时就不知如何回答,也有时听不清她说了什么。但对直子,我听见也好没听见也好似乎都无所谓。她说完自己想说的,便继续向前走。也罢也罢,反正天气不错,散散步也好。我决定由她去了。

  可是,就散步来说,直子那步伐又有点过于郑重其事。到了饭田桥,她向右一拐,来到御堀端,之后穿过神保町十字路口,,登上御茶水坡路,随即进入本乡。又沿着都营电车线路往驹也走去。路程真长的可以。到得驹也,太阳已经落了,一个柔和温馨的春日黄昏。

  “这是哪儿?”直子突然察觉似的问道。

  “驹也。”我说,“不知道?我们兜了个大圈子。”

  “怎么到这儿来了?”

  “你来的嘛,我只是跟着。”

  我们走进车站附近的荞面馆,简单吃点东西,我口渴,一个人要来啤酒。等待东西端来的时间里,我们都一句话没说。我走得累了,有点打不起精神,她两手放在桌面上沉思什么。电视的新闻节目里,报道说今天这个周日任何一处游乐场所都人头攒动。我们可是从四谷步行到驹也,我想。

  “身体真不错啊。”我吃完荞面说。

  “没想到?”

  “嗯。”

  “别看我这样,初中时还是长跑选手,跑过十几公里呢。而且,由于父亲喜爱登山,我从小每到星期天就往山上爬。记得不,我家后面就是山吧?所以,腿脚就自然而然变得结实了。”

  “真看不出来。”我说。

  “倒也是。别人也都说我长得太娇嫩了。不过,人可是不能貌相哟!”说罢,补充似的微微一笑。

  “这么说你别见怪,我可是累得够呛。”

  “对不起,让你陪了一整天。”

  “不过,能和你说话,挺高兴的。以前好像两人一次都没单独说过话。”说罢,我便回想说过什么没有,但根本想不出来。

  她下意识地反复摆弄着桌面上的烟灰缸。

  “嗳,要是可以的话——我是说要是不影响你的话——我们在见面好么?当然,我知道按理我不敢说这样的话。”

  “按理?”我吃了一惊,“按理是怎么回事?”

  她脸红了。大概我太吃惊的缘故。

  “很难说明白。”直子辩解似的说。她把运动衫两个袖口拉到臂肘上边,旋即又褪回原来位置。电灯光把她细细的汗毛染成美丽的金黄色。“我没想说按里,本来想用别的说法来着。”

  直子把臂肘拄在桌面,久久看着墙上的挂历,似乎想要从中找出合适的字眼,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她叹口气,闭上眼睛,摸了下发卡。

  “没关系。”我说,“你要说的好象能明白。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合适。”

  “表达不好。”直子说,“这些日子总是这样。一想表达什么,想出的只是对不上号的字眼。有是对不上号,还有时完全相反。可要改嘴的时候,头脑又混乱得找不出词来,甚至自己最初想说什么都糊涂了。好像身体被分成两个,相互做追逐游戏似的。而且中间有根很粗很粗的大柱子,围着它左一圈右一圈追个没完。而恰如其分的字眼总是由另一个我所拥有,这个我绝对追赶不上。”直子仰脸盯着我的眼睛,“这个你明白?”

  “或多或少,谁都会有那种感觉。”我说,“谁都想表现自己,而又不能表现得确切,以至焦躁不安。”

  我这么一说,直子显得有些失望。

  “可我和这个也不同的。”直子说,但再没解释什么。

  “见面是一点也不碍事,”我说,“反正星期天我都显得百无聊赖,再说走走对身体也好。”

  我们乘上手山线,直子在新宿转乘中央线。她在国分寺租了间小公寓。

  “哦,我说话方式同以前不一样了?”临分手时直子问我。

  “好像稍微有点不同。”我说,“不过哪点不同,我又说不清楚。老实说,记得那时候见面倒是不少,却没怎么说过话。”

  “是啊。”她也承认,“这个星期六可以打电话给你?”

  “可以,当然可以。我等着。”我说。

  第一次同直子见面,是高中二年级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级,就读于教会背景的正统女笑。正通倒是正统,但如果对学习太热心了,便会被人指脊梁骨说成“不本分”。我有一个叫木月的要好朋友(与其说要好,不如说是我绝无仅有的唯一朋友),直子是他的恋人。木月和她几乎是从一降生就开始的青梅竹马之交,两家相距不到两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马之交一样,他们的关系非常开放,单独相处的愿望似乎也不那么强烈。两人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晚饭、打麻将。还有好几次拉我赴四人约会。直子领过一个同班女生,四人一同去动物园,去游泳池,去看电影。但坦率地说,直子领来的女生尽管可爱,但对我太高雅了。作为我,合得来的还是公立高中那些虽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却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的女孩子。直子领来的女孩子那招人喜爱的头脑中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莫名其妙。估计她们对我也同样莫名其妙。

  由于这个原因,木月便放弃了四人约会,而只我们三人——木月、直子加我,或外出游玩或谈天说地。想起来是有些不正常,但就效果而言,这样倒最是其乐融融,相安无事。而四人相聚,气氛总有些不太融洽。三人在一起,便俨然成了电视中的专题采访节目:我是客串演员,木月是精明强干的主持人,直子则是助手。木月总是节目的中心,而他又干的的确得心应手。木月有一种喜欢冷笑的倾向,往往被人视为傲慢,但本质上却是热情公道的人。三人相聚时,对我对直子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地搭话,一样地开玩笑,,注意不让任何人受到冷落。倘若有一方长久默然不语,他就主动找话,巧妙地把对方拉入谈话圈内。每见他这样,就觉得他煞费苦心,而实际上恐也不致如此。他有那么一种能力,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住气氛的变化,,从而浑洒自如地因势利导。另外他还有一种颇为可贵的才能,可以从对方并不甚有趣的谈话中抓出有趣的部分来。因此,每次与他交谈,我就觉得自己俨然是个妙趣横生的人,在欢度妙趣横生的人生。

  然而他决非社交式人物。在学校里,除我以外它同谁也合不来。我总不明白,此等头脑机敏、谈吐潇洒之人为何不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施展才华,而对只有三个人的小天地感到满足。至于我纯属凡夫俗子,并无引人注意之处,只喜欢独自看书独自听音乐。更不具有值得木月刮目相视并主动攀谈的某种出人头地的才能。可是我们却一拍即合地要好起来。他父亲是牙科医生,以技术高明和收入丰厚知名。

  “这个星期天来个四人约会如何?我那个她在女校,会领些可爱的女孩儿来的。”相处后不久木月便这样提议。

  “好哇。”我说。就这样我遇到了直子。

  我和木月、直子三人不知如此欢聚了多少次但当木月暂时离开只剩下两个人时,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任何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等待木月的转来。他一折回,谈话便随之开始。直子不怎么喜欢开口,我么,更乐意听别人说。这样,和直子单独留下来,便每每觉得坐立不安。并非不对胃口,只是无话可说。

  木月的葬礼过后大约两周,我和直子见了次面。因有点小事,我们在一家饮食店碰头。事完之后,便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搜刮了几个话题向她搭话,但总是半途而废。而且她话里似乎带点棱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对我有所不满,原因我揣摸不出。从那次同直子分手,到这次在中央线电车中不期而遇,其间一年没有见面。

  直子对我心怀不满,想必是因为同木月见最后一次面说最后一次话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乎可理解。可能的话,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次遭遇。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想也于事无补。

  那是5月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饭,木月问我能不能不上课,和他一起去打桌球。我对下午的课也不是很有兴致,便出了校门,晃晃悠悠地走下坡路,往港口那边逛去。走进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轻而易举地赢了,他于是顿时认真起来,一举赢了其余三局。我按事先讲好的付了费用。玩球时间里,他一句玩笑也没说——这是十分少有的。玩完后,我们吸了支烟,休息一会。

  “今天怎么格外的认真?”我问。

  “今天我可是不想输。”木月满意地笑着说。

  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他把橡胶软管接在N360车排气管上,用塑料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放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仍然开着,脚踏板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既无遗书,也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见面说话的人为由,把我叫去了解了情况。我对负责问询的警察说:根本没有那种前兆,与平时完全一样。警察对我对木月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仿佛认为:上高中还逃学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杀也没什么不可思议。报纸发了一小条报道,时间就算了结了。那台 N360车被处理掉。教室里他用过的课桌上,一段时间里放了束百花。

  木月死后到高中毕业前的十个月时间里,我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我结交了一个女孩子,同他睡过觉,但持续不过半年。她也从未找我算帐。我选择了东京一所似乎不怎么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学。考罢入了学。考中也没使我如何欣喜。那女孩儿劝我别去东京,但我死活都要离开神户,想在无一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你和我睡过了,所以就不拿我当回事,是不是?”她哭了。

  “那不是的。”我说。我只不过想离开这个城市。但她想不通。随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在去东京的新干线电车中,我回想起她的长处和优点,后悔自己干了一件十分亏心的事。可是已经追悔莫及了。我决定把她忘掉。

  到得东京,住进寄宿宿舍开始新生活时,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的过于深刻,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离。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红色的N360车呀,课桌上的白花呀,我决定一股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警察署问询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也统统一扫而光。起始几天,进行的似乎还算顺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仍有恍如一团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团状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练的轮廓呈现出来。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就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诉诸语言之后确很平凡,但当时的我并不是将其作为语言,而是作为一团薄雾样的东西来用整个身心感受的。无论镇纸中,还是桌球台上排列的红白四个球体里,都存在着死。并且我们每个人都在活着的同时像吸入细小灰尘似的将其吸入肺中。

  在此以前,我是将死作为完全游离于生之外的独立存在来把握的。就是说:“死迟早会将我们俘获在手。但反言之,在死俘获我们之前,我们并未被死俘获。”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天经地义、无懈可击的。生在此侧,死在彼侧。我在此侧,不在彼侧。

  然而,以木月死去那个晚间为界,我再也不能如此单纯地把握死(或生)了。死不是生的对立面。死本来就已经包含在“我”这一存在之中。我们无论怎样力图忘掉它都归于徒劳这点便是实证。因为在17岁那年5月一个夜晚俘获了木月的死,同时也俘获了我。

  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团薄雾样的东西的朝朝暮暮里送走了18岁的春天,同时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我隐约感觉到,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实的同义语。但无论我怎样认为,死都是深刻的事实。在这令人窒息般的悖反性当中,我重复着这种用永不休止的圆周式思考。如今想来,那真是奇特的日日夜夜。在活得好端端的青春时代,居然凡事都以死为轴心旋转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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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因为春天来了,所以漫画家都开始活跃起来,最近的新番真的很多,很喜欢看啊!距离7月份的能力考还有3个月,给自己加油!最亲爱的外语教育网老师,这段时间就要お愿いします!ガンバ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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