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02年12月10日，总部设在巴黎、以维护言论自由和新闻记者的合法权利为宗旨的国际NGO组织——“无国境记者团”向日本政府发出声明，呼吁废止其记者俱乐部制度。声明指出，记者俱乐部动辄阻止对当局不利的报道，“已成为信息自由流通的重大障碍”。
同一个月，欧盟也要求日本政府对其记者俱乐部制度进行改革，给外国新闻记者和除了大媒体以外的一般日本媒体以及独立撰稿人以与日本大媒体同等的权利。2002年10月23日，欧盟驻日大使在东京召开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在有关政府机构都有日本记者常驻的记者俱乐部有必要向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外国记者开放。“如果不通过外国新闻记者的报道活动将日本的投资和经济状况进行及时、准确的报道的话，海外投资就不会进入（日本）。”并指出：“正是这种以国内媒体为中心的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封闭性，阻碍了海外对日投资的发展。”
起源于明治时期的记者俱乐部制度，迄今为止已有110年以上的历史。由于其对一部分具有官方背景的国内知名媒体实行门户开放且优惠有加，而对其他非知名的国内媒体和海外媒体则提高门槛，甚至大门紧闭，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日本国内外舆论的抨击，甚至被美国讥讽为“核心沙龙”。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足以说明状况的严峻：一是英国少女露丝·布莱克曼在日本的失踪、遇害事件。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外国记者无缘出席日本警察厅方面的新闻发布会，理由是“未加盟记者俱乐部”；二是2002年9月，在平壤举行的朝日首脑峰会。日本派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报道阵容，但众多外国新闻媒体的参与照例被拒斥。而面对来自欧美新闻同行和政界的批评，从小泉首相到日本各大媒体则始终保持缄默。
“记者俱乐部”的由来
1890年，日本明治帝国议会为了在议会召开时，新闻记者能够旁听和采访，将有关的新闻记者们结成了“出入议会记者团”（即后来的“同盟记者俱乐部”），以此为契机，在总是试图将信息隐蔽起来的政府官厅，由报道机关设立记者俱乐部，要求对公共权力和事务的知情权——这就是记者俱乐部制度的雏形。
在“二战”的战时体制下，战前“民主”丧失殆尽，报道机关只能报道当局所发表的内容，记者俱乐部成为摆设。战后，围绕记者俱乐部制度，该制度的始作俑者和管理机构——“日本新闻协会”的见解随时代状况的变迁而几经变化。
1949年的《新闻协会关于记者俱乐部的方针》明显反映了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意图：“记者俱乐部是分配到各有关公共机关的记者的志愿集合，作为以联谊、社交为目的组织，不涉及任何采访问题。”也就是说，美军在驻日期间推行所谓“民主化改造”的目的乃“为我所用”，对可能引起麻烦的问题是不屑一顾的。当然，战后美国国内的舆论监督也未成气候，直到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事件”和1972年“水门事件”被曝光之后，新闻自由才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贯彻。
美国的舆论造势给日本新闻界也注入了活力。在1978年发表的《日本新闻协会编辑委员会关于记者俱乐部的见解》中，对记者俱乐部的定位出现了一些调整：“其目的在于组成（记者俱乐部）的记者通过日常采访活动来谋求相互启发，促进友好。”
在后来由同一机构发表的《见解》1997年版本中，对于记者俱乐部的“性质和目的”，做出了如下阐释：“作为能轻易获取为公立机关所把持的信息的‘采访据点’，使有效的采访和报道活动成为可能，以向国民准确、迅速地传达消息为目的。”但是，这种诠释过于强调“采访据点”作为一个空间场所的性质，容易与作为新闻记者的作业场所的“记者室”混为一谈。
为此，在2002年1月17日发表的《见解》最新版本中，除了将“记者俱乐部”和“记者室”的概念加以明确界定外，又重新对“作为组织的记者俱乐部”进行了定义，规定其“机能和作用”为：1.对公共信息迅速、准确的报道；2.监督公共权力、促进信息公开；3.对诸如绑架报道等关乎人命、人权的采访和报道活动进行调整；4.接受民众信息提供的共同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政府和日本新闻协会历史上，尤其是战后做出的关于记者俱乐部的历次阐释中，俱乐部的“开放性”是始终被强调的一点。1997年的《见解》明言“（俱乐部）应成为尽可能开放的存在”；进而，在2002年1月的版本中，又将此原则加以引申，规定“（俱乐部）由日本新闻协会的加盟社和与此相当的报道机关所派遣的记者构成”。所谓“与此相当的报道机关”，按照日本新闻协会的精神，应理解为“虽未加盟新闻协会，但却做着（与加盟社）几乎相同的工作的报道机关”。
因此，在一些重大的新闻报道活动中，不但一些背景不够硬、规模不够大、知名度不够高的日本媒体不应被排除在外，按理说，连外国媒体驻日的分支机构和一些独立记者、自由撰稿人都没有必须出局之理。事实上，《见解》2002年1月版也表示：“关于外国报道机关，既已有众多的加盟记者俱乐部的实绩，‘封闭’的批判难以成立……对于长期从事报道活动并有一定业绩的独立撰稿人也理应实行门户开放。”
脱离记者俱乐部宣言
1992年，京都府伏见区市民藤田孝夫以“（驻京都市政厅）记者俱乐部的电话费和恳谈会费由市府负担，属于政府向特定企业提供方便的违法行为，自由的采访绝不允许（与政府）的粘连和勾结”为由，起诉市政府，要求记者俱乐部将从1991年4月至1992年2月间由市府代为支付的共计290万日元的款项“返还于民”。京都地方法院认为：电话费系“为了采访活动的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支出”；而恳谈费用，则“未超出社会通行的理念和礼仪的范围”。一审判决原告败诉，原告不服上诉；但二审依然败诉，原告复上诉。直至1996年9月，最高法院的终审裁定“支出合法”，维持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结果，原告最终败诉。
这个案例，所涉金额不大，但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政府对记者俱乐部的保护问题，这在日本列岛引起强烈反响。从此，对记者俱乐部的是与非、存与废的议论就没有停止过，终于随着《脱离记者俱乐部宣言》事件而达到高潮。
2001年5月15日，鉴于社会上日益高涨的对记者俱乐部制度的批判，长野县知事田中康夫发表了《脱离记者俱乐部宣言》，宣布从当年6月起，将位于县政厅内、此前一直被无偿占用的三处记者俱乐部的房屋改为县民可自由利用的“新闻中心”，房屋、停车位和办公设备全部实行有偿化，“实费清算”，打响了向已经“既得利益化”的俱乐部制度宣战的第一枪。
《宣言》发表一年后，日本新闻协会关于记者俱乐部制度的新《见解》终于出台。对于《见解》中所谓“重要的是，记者见面会需由记者俱乐部来主办”等论调，田中知事反驳道：“说到如果（会见）主办权在媒体方面，那么是不是还存在没有谬误的报道的话，我可以自信地回答——‘No’。”
像日本的许多事情一样，一些国内媒体、独立记者以及海外媒体的记者到底能不能出席记者见面会，有时候并不能得到明确的答复；或者说，很多时候，“答复”是相当暧昧的。前富士电视台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后成为独立记者的长野智子女士说：“……就记者俱乐部的封闭性而言，并不是仅仅局限于外国记者的问题。事实上，我在采访中就曾多次被要求‘回避’。也有被要求‘出席会见也可以，但请不要提问’的时候。”
2000年5月，日本前首相森喜郎发表演说，公然声称“日本是天皇中心的神之国”，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解铃还需系铃人，照例事后要由当事人召开记者见面会，澄清“事实”，以正视听。《朝日星期五》周刊的记者伊田浩之曾向“内阁记者会”提出出席申请，得到的回答颇富“技巧”：“由于客观上场所空间的限制，阁下的光临碍难实现。”更有甚者，在“记者室”的复印机下面，居然发现了就记者所提问题及回答要点等提请首相注意的《指南书》——可见，采访者与采访对象的粘连已表面化。对此，一部分记者以“公开质问状”的形式表达了不满，希望“讨个说法”；而“内阁记者会”的决定是：不予理睬。
也就是说，只要记者俱乐部在关键的时候“网开一面”，不给政府出难堪，政府也会对它关照有加，在政策，或者在操作细则的层面上实行倾斜。所以会有常年占用政府机构的公房而无须付房租——不但房租，连电话费都无需支付——的现象；所以会有由政府负责宣传的要员出面、以记者俱乐部为对象的“联谊”活动；所以国内中小媒体和外国通讯社加盟记者俱乐部难于上青天……所以，在放开新闻管制之前，政府自身“身正不怕影子斜”是极为重要的。
“记者俱乐部”向何处去？
日本国内外对于记者俱乐部制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三点：1.封闭性、排他性，即官方对信息发布权的垄断；2.来自公共权力系统和采访对象的便利提供，相当于“有偿新闻”；3.与采访对象的实质性的粘连，类似于“喉舌”。在信息爆炸、Internet等新媒体不断催生和普及的今天，这种制度的弊端日益凸现：在国内，制造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盲区，挑战纳税人、国民的“知情权”；对海外，特别是弘扬“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而言，则“已成为信息自由流通的重大障碍”。一句话：已经到了不改革，便得不到读者和视听者理解的地步。
但是，作为一种诞生于明治初期、历史逾百年、并曾在近现代史上居功至伟的新闻报道制度，很难想象它会即刻消失。可无论如何，面对国内外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呼声，同为“民主国家”一员的日本政府如何措手，不仅为世人瞩目，而且将会成为日本政治彻底革新的一个风向标。